在香港，你总能在街头、天桥、隧道看到露宿者们堆叠的铺盖，这种生活在粤语中叫“瞓街”，即在大街上睡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报告，2021年全港登记的无家者为1532人，其中983人在外露宿，其余的则于疫情后租住在廉价宾馆或是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集中宿舍。但有经验的义工知道，真实的数据还要高得多，因为当他们随机询问那些住在街上的人时，只有很少人被“登记”在列。此外，在官方调查报告中，女性露宿者只占露宿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她们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处境，如人身安全、生理期、如厕问题等等。

Denise便是一位“未被登记”的露宿者，五十多岁的她住过街角与隧道，如今住在铜锣湾跑马地某天桥下的绿化带里。她曾在写字楼里工作了二十余年，在她的叙述中，露宿是“主动的选择”。但她的人生里却有许多“被动的剥夺”：作为妹妹，家里唯一上大学的机会属于哥哥；作为长女，她又在父母生病后放弃工作回家全职照护。她出来露宿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知道她在外面的那些“家”，同样经历过一次次的驱逐和清理，又一次次被她重新搭建起来。

与其他大城市相比，香港对于露宿者的包容程度稍高一些，但即便如此，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在城市的日常管理中仍容易被剥夺。一次在街头对露宿者的偶然观察，让我和同学想要去深入了解女性露宿者的生活状态，而这学期选修的纪录片课刚好提供了一个机会。

Denise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镜头里，我试着从她的视角来理解“城市中心的边缘生活”。但在四天的拍摄中，更复杂的问题接连涌入，关于创作与现实的距离、摄影机的权力和伦理、认知的欲望与不被认知的权利等等。

这篇文章既关于一个女性露宿者的遭遇和处境，也记录了我作为纪录片初学者，在面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题材时所遇到的困惑与反思。

一、镜头前的“表演”

“自制面包，鸡蛋一个，水放多少，油放多少……这个其实对我没什么用，因为我不喜欢吃面包，我喜欢吃饭。面包啊面条啊，我觉得营养都不太高，而且做起来太复杂了。”

Denise背靠隧道的白墙，借着从棚顶透过的天光，以缓慢的速度在念一本养生书籍。书里写满了营养健康的精致食谱，而就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她刚刚结束了她的午餐——用免费派发的购物券换来的两块披萨，已经存了一夜，她只吃了其中一块，另一块将会是她的晚餐。

她身材不高，五十多岁的年纪，前胸后背总是挂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好像把身家都随身携带，压得整个人更显矮小。她的发型、五官与神态都有些像《桃姐》里的叶德娴，有种慈眉善目的坚韧。

我们是通过一家香港本地的露宿者帮扶机构认识Denise的。大多数露宿者都不愿意让自己暴露在镜头前，Denise是少有对我们的拍摄计划感兴趣的人。出于对拍摄者的隐私保护，拍摄的前期沟通都是由机构的义工在我们之间传达，加上露宿在外难以随时连接电源，Denise每天只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集中查看手机信息，因此光是沟通拍摄时间和访谈大纲，一来一回就花了一周的时间。

和Denise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与她住处相隔一条马路的角落。她住在天桥下方一块宽敞的绿岛中央，堆叠的纸箱搭建起外围的护栏，拢聚着她的全部家俬，高度恰好可以将人隐没其中。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到达，一开始没有看到Denise的身影，以为她临时有事外出，过了约见时间将近十分钟，她才从那堆纸箱中现身，不急不慢地向我们走来。

刚下完雨，天气还很闷热，Denise却裹着很厚的衣服。她早先已经从机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我们的学生身份，我们也坦然向她承认这次拍摄是课程作业的一部分。原以为“作业”的字眼会引起她的抵触，但她表现出了意料之外的热情，用相当有经验的口吻问：“好吧，你们需要我怎么配合？”

反倒是我们对她的“老道”有点不知所措，准备器材时略显忙乱的手脚也被她敏锐地捕捉到，“看起来你们好像也还不太会用。”说完轻轻笑了起来。

但是面对镜头，Denise显得有些过于“老道”了，她总是会自己布景，拿起道具，再允许我们开机，仿佛某种“搬演”。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二、天桥底下的“居住权”

第一次见面，我们按照事先对过的问题大纲向她提问，如出来露宿的时长、原因，露宿地点的选择，与其他露宿者的关系，作为女性露宿者的特殊处境等等。

Denise在同龄的露宿者中学历不算低，她读到中五，上的是英文班，所以英语说得很好，曾经在写字楼里做过二十几年的文员，主要负责速记的工作。

谈及为何会出来露宿，Denise只说是因为自己想独立生活。在香港，由于住房的紧张和昂贵，许多年长的露宿者都与子女在住房问题上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有的被迫搬离，有的为了给孩子让出空间选择主动露宿街头。Denise并不属于以上情况，她单身，没有结过婚，亦无子女。

她曾通过义工的介绍成功“上楼”，在西环附近政府提供的劏房里住过两年。事实上，在香港，“上楼”一般指的是住进公屋，公屋是政府福利政策下提供的房屋资源，从申请到入住往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等不来公屋，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便有人会选择以低廉的租金挤进劏房勉强度日。在Denise看来，能住进劏房也是一种“上楼”，但她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一个“床位”的生存空间。

劏房的租金加上水电费每个月大概要交一千五港币，尽管远低于市场价格，但对没有全职工作的Denise来说仍是不小的压力。再加上居住环境恶劣，与陌生人同住难以保证卫生问题，“屋子很脏的，经常有蟑螂，还有很多人混在一起”，勉强住了两年后她还是选择了退租，“不如住在街上，自由点。”

她也曾和其他露宿者一起在隧道里住过，但那里男女混杂，多有不便，还时常因为丢东西和其他人闹起纠纷，于是没过多久就离开了那里。

Denise现在住的这个小角落，在铜锣湾闹市区中还算安静，总体治安良好，小范围的僻静也能让她留有一定的私人空间，“这地方好旺的，我会把家俬用布遮起来，怕被抢，也能保护点隐私嘛。那些睡在隧道和公园的女人，没有任何遮挡，很不舒服的。”

但对于独自露宿在外的单身女性来说，这里也绝非可以完全放心的自留地。Denise居住的绿岛对面歪歪斜斜摆放着一堆铺盖，周边也被空纸箱等杂物塞满。她告诉我们，那里原来住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比她年长些，六七十岁的样子，是这一小片除她之外仅有的一位露宿者。虽然两个人的露宿点只隔了一条窄窄的马路，但Denise同他并不熟悉。偶尔几次闲谈中，她无心抱怨了几句某某对她不好的事迹，高个子男人随口说出“打他咯！”，这令Denise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始终不敢与这个男人走太近。

“他时不时会走到我这里来，其实我有点害怕的，就和他说你不要走过来，他又好像很不开心，将我的东西推倒在地上，时不时又拱一下我，我就害怕这件事。……不知为什么就起了冲突，他开始到处打人，连我也打，纠缠了一整个星期……直到他自己离开。”

与Denise对接的个案志愿者Ivy也见过那男人几次，她猜测可能是他自己丢了东西，便怀疑是Denise偷了去。露宿在外丢东西是常有的事，而对于偷窃的指控谁都难以自证清白。Ivy觉得这个男人给Denise带来了不安甚至恐惧。“一个很高的陌生男人坐在旁边，即便不发生激烈冲突，一个女人独自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害怕。万一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她，我们也只是半个星期过去一次而已。”

除了人身安全，上厕所也是问题。最近的一间公厕离这里有几百米，排泄物只好先暂存在随身携带的桶里，再集中一次去公厕清理。洗衣服也通常是在公厕进行，Denise会挑一个人少的时间，到残疾人专用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洗衣。“其实很脏的，但没办法，只能去那里洗。”好在不远处有一个运动场，在运动场开放的日子，Denise就去那里的冲凉间洗澡。她需要保持自己和周边环境的干净，如果出现老鼠和蟑螂，遭到周围邻居的投诉，她就会失去在这里的居住权。

三、随时会来的“逐客令”

多年的露宿生活让Denise随时准备好面对“逐客令”。连她所居住的绿岛，一旦附近举行重大活动，也会有警察来驱逐。

在联系Denise之前，我们小组四人先在帮扶机构的建议下进行过为期两周的义工活动，主要任务是沿路派发食物、水果、饮料、口罩等物资。义工活动大都集中在夜晚，涉及到油麻地、尖沙咀、湾仔、深水埗等多个地区。

相比于其他地方，尖沙咀附近的露宿者看上去已算“条件不错”，他们不光会自行举办文娱活动，还会推举较有主见的露宿者做代表，收集各方的需要，与义工协商物派发的资种类并提出建议。

但在尖沙咀露宿，也需要承担更为频繁的“被驱逐”的风险。作为香港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这里白天是面向市民、游客的城市名片，露宿者不被允许在此聚集游荡，他们往往白天出去“揾工”，直到晚上八九点游客散去，才能背着行囊回到这里，在某个屋檐下或是某条长椅上安顿自己的夜晚。如果遇上跨年或其他重大公共活动，他们就只能“彻夜不归”了。在尖沙咀，露宿者们的生活就像打游击战，因此不能囤积太多的行李物件，以保证能够随时随地达到“清场”的要求。

油麻地和深水埗的露宿者境况则更加窘迫一些，跟着义工的队伍一路派发物资时，常常能遇到躺在街边衣衫褴褛、萎靡不振的人，不少人还有吸毒的习惯。由于这里环境复杂，女性的比例更低，即便不得已在此露宿她们也更倾向于选择公园这样和外界有所区隔的区域，以此建立起一些微弱的安全感，尽管也不得不和异性混住在一起。

当我向Denise分享这些见闻时，她主动追问：“白天他们的行李会被收走吗？”我只参加过晚上的义工活动，并不清楚那里白天的情况。她便自言自语道，“会的，一定有人来叫他们把东西搬走的。”

遇上高温天气，港府会向市民开放临时避暑中心，提供被铺及睡觉的地方。Denise难耐暑热时也会去那里过夜，但总是到很晚才进去，睡一夜，待第二天天一亮，又早早回到自己的露宿处。“离开太长时间担心东西会丢，或者被清理。一晚上还好，如果超过三四天，东西就肯定全都没有了。”

由于常常要承担物品被清理的风险，不少露宿者都有过度囤积的习惯。Denise除了身上挂着的大包小包，有时还会带着一小推车的袋子，她后来向我们介绍里面的东西，光是花花绿绿的袜子就有十几双。她的背包里面则是几块毛巾，一只饭盒和一件毛衣。背包是她在附近的一家专门卖日货的“十元店”买的，当我把相机凑近想拍下包的特写时，Denise轻轻拍着包的表面说，“用了蛮久有点旧了，可能过段时间会扔掉。”等相机放下，她又迟疑着补充道：“但拉链还很好用，而且很轻，暂时应该还不会扔。”

义工活动给露宿者派发的生活物资 ©️易安

四、“我也去过北京，不过是三十年前了”

第一次见面，Denise对我们还是保持着可以预料的警惕，接受采访时她特意戴上了口罩和帽子，并反复表示希望不要拍摄到正脸，我们都一一应允。为了不让她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决定尽快结束第一天的拍摄，一起去吃晚餐。拍摄小组里只有S精通粤语听说，所以她负责担任我们之间的翻译。

吃饭间隙，Denise也主动问起我们的家乡。我们有的来自江浙，有的来自皖南，会粤语的S则来自澳门——除了Denise之外，一桌都是十足的异乡人。她边听我们回答边念叨着这些遥远的地名。我问她是否去过内地，她说去的多是广州、深圳一带。说着向我们展示她背在身上的军绿色挎包，那是在内地旅游时买的。

“我也去过北京，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

“很多年前是多久？”

“快三十年了。”

“哦，那是九十年代的北京，现在的北京很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吗？”

我点点头，但具体哪里不一样，一下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并没有亲眼见过九十年代的北京，只是本能般认为三十年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无论对一座城市还是一个人，都是如此。

某一瞬间思绪飘忽起来，望着眼前这个已过天命之年的女士，我不由得去想象三十年前她的模样：在写字楼里做一份体面的工作，有能力与闲情到陌生的城市去看不一样的风景。她的命运似乎不该是现在这样。

一下午的拍摄劳累，我们几个都吃得贪心，几近光盘，抬头发现Denise的盘中食物却动得缓慢，S问她吃饱了吗，还是饭菜不可口？Denise说她想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去，明天午饭便有着落。

晚餐后，我们本想陪Denise走回住处再返程，她却表示不必再烦我们跑一趟，直接在餐厅门口指了一条离地铁站近的路给我们，道了明天见便彼此告别。想起下午拍摄之前，我们发现忘带给录音设备供电的干电池，临时想去便利店买，她也为我们指了通向最近一家便利店的路。

电影《浊水漂流》

五、露宿是“主动”的选择吗？

第二天见面，Denise领我们进入了她的私人领地。我们问是否能拍一些“家里”的镜头——那个由纸盒围筑起来的空间，她先是一口回绝，但很快又说可以“换一种方式”拍。说完一头钻进纸盒堆中，从中收拾出几个被旧报纸旧杂志装得满满当当的纸箱，拖到一旁的空地上，再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张小椅子，坐下来摆出一幅悠然自得整理杂物的状态，然后一抬手：你们在这里拍吧。

绿岛的一面正对一隅山林，郁郁葱葱自成一番景色。Denise不时“指导”我们从哪个角度取景，这样便可以将背后美丽的风景也纳入影像之中，“多拍些好看的镜头”，她喜欢这样说。

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问起了她露宿之前的生活和家庭情况。

她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家里供哥哥读完了大学，但她和妹妹都仅仅读完中学。“我们做女儿的，不想读这么多书，所以读到中五就出来工作了。” 在写字楼里工作时，她还和家人住在一起，后来早早“退休”是因为父母生病，无法同时兼顾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照看老人的责任，便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尽一个女儿的“本分”。

照顾父母之后，她也尝试过重新找工作，但与学历、精力都更胜一筹的年轻人相比，Denise没有任何竞争的资本，她就这样失业了。提起这段经历，她却总爱用“退休”这样的字眼。

如今Denise的父母都年近九十，住进了养老院，她已经很少去探望，和哥哥妹妹也只是偶尔通电话报个平安，她至今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露宿在外的状况。

至于她何以与家人的关系变得这样疏离，Denise不愿意多谈，反而问起我们各自的家庭，父母是否健康，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云云，我们也都与她分享。末了她感叹：“你们家里人好好，可以供你读大学。”

面对镜头时，Denise总是说：“想自己独立出来生活啦，早点退休是不想那么辛苦……”命运的每一次转折，在她的叙述中都成了自己的主动选择。

但真的是主动选择吗？一位帮扶机构的义工告诉我，许多香港女性都是因为“家庭暴力”才不得不露宿街头，而暴力又可以分为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后者更加普遍也更加隐形，比如女性不堪长期在家庭中的劳作与付出。Denise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又因“长女的身份”理所当然地被要求牺牲自己的事业去扛起照料家庭的责任。

也许对她而言，街头比家庭更自由，尽管这自由也伴随着艰难的代价。而更多生活在这样大环境下的女性，不得不忍耐着不同程度的压迫仍居于其中。Denise作为少数从家庭中出走，并最终“沦落”至露宿街头的女性，便会被怀疑是她自己的能力、品性甚至精神出现了“问题”。

社会对于露宿者的另一重成见则带有浪漫化的滤镜。这位义工还向我讲述过一个男性露宿者的故事，他因为“买模型玩具买到倾家荡产”被妻子赶出家门，后来睡在街边的铺盖周围也堆满了各种模型，路人往往惊讶于他即便风餐露宿还依然持守这种超脱于生存的、略显奢侈的热爱。

我将这个故事转述给Denise，她自己是脚踏实地讨生活的人，所以并不为这种“挥霍的浪漫”施予一点共情，这个男人让她想起了她曾在维多利亚公园见过的那些成日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只等别人施舍的“同行”：“天生天养，识得企得行得，点解唔去做嘢呢？”语气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愤懑。

电影《浊水漂流》

六、“他们总要你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的一面，好像交功课一样”

Denise口中的“做嘢”对她来说是捡纸皮。疫情前，她还能找到派传单的散工；疫情期间，根据公共防护条例的要求，派传单的活动被禁止，她也就失去了一项收入。现在条例限制取消了，她却因为年岁增长已经没有体力成日在街头奔波。“卖纸皮”是她如今唯一的收入来源，每次大概能卖到30～60元港币，但在香港，连学校食堂里的一顿简餐往往都得花上三四十块，所以她得同时依靠领取义工、教会等公益团体定期派发的食物及购物券才能维持基本生存。

对政府发放的福利，Denise兴趣甚微。从上世纪末，香港社会福利署就开始推行“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通过入息审查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基本福利。政策规定，15至59岁身体健全的失业人士，必须按照规定参加“自力更生支援计划”才有资格领取援助金。Denise符合接受援助的资格，但她“嫌麻烦”不愿申请。

为了配合“计划”，接受援助的人需要定期接受工作人员的探访，汇报自己境况的改善，并配合各种各样的宣传。“他们总要你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的一面，好像交功课一样”，与其被援助计划“捆绑”，她觉得不如自己做工来的自由。

只要不是极端恶劣的天气，Denise就会四处拾捡纸皮，然后卖给附近的废品回收站。那天下午，她带我们坐叮叮车去两公里外的回收站卖纸皮，平时为了省钱，她都是拖着不太麻利的腿脚步行过去。我们帮她分担了一些包裹的重量，以便这一趟她可以带比平时更多的纸皮去卖。

本以为有我们的帮助，她这次能比往常卖多一点钱，没想到15斤纸皮最后只从老板手里拿回不到三十块，还不及她之前告诉我们的“惯常收入”的底线。老板看到我们手持摄影机，向Denise问清楚我们的身份之后，主动搭话道：“她做的那些工，怎样拾也不够她买杯茶的。”

“我……够，怎么不够？”Denise一边把纸皮塞进回收箱一边为自己辩护。

“买杯茶都十多块了……”老板继而转向我们，“努力读书就是了，我话读书俾心机！”

“是啊，她们读书很好。”Denise替我们回应。

那天下午还有一个小插曲。快要上车的时候，因为想留下一个Denise上车的镜头，拍摄小组有三人都没能及时上车。跟随Denise上车的Z后来跟我们说，Denise为此还和司机师傅狠狠吵了一架，说是由于他工作失误才导致“她的朋友们”没能上车，所以她要在下一站下车但不会支付一分钱车费。

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

七、“我有时就想把自己打扮的好看一点”

一周后，最后一天拍摄，我们依然在老地方见面。Denise隔着马路便向我们打招呼。我们问她今天有什么打算，她说今天可以拍她看书。说完又回到纸盒堆中收拾一番，再走出来时她的帽子上多了一朵纱纺的粉色小花，手腕上也绑着各种颜色的丝带，其中还嵌了一只波点造型的蝴蝶结。“我有的时候就把自己打扮的好看一点。”

她把我们领到不远处一条宽敞明亮的隧道中，自己搬了张椅子靠在墙边，从包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翻阅。她在隧道里看养生指南的那一幕就是这样来的。

对于温饱尚且成问题的Denise来说，一本养生书的意义显得缥缈。虽然嘴上说“有时喜欢坐下来看看书，每个星期都要找一本书来看看”，但在翻阅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显得漫不经心，眼睛总是在书上没停多久就抬起头来左顾右盼一会儿。镜头拿开后，她告诉我们，这其实是昨天收纸皮时刚捡来的旧书，拍摄结束后她就会把它拿去和那些旧报纸杂志一起卖掉。

几天的相处与拍摄下来，尽管Denise对我们展示出慷慨的热情，但我还是察觉到一种越来越与“真实”偏离的迹象。我们最初的目的是想记录一位女性露宿者的日常生活状态，但由于严格服从被拍摄者的个人意愿，每一次被允许的拍摄其实都是在她的“安排”之下发生的，更真实的对话总是发生在摄影机关闭之后。

出来露宿的真正原因，直到拍摄结束她也没有继续谈论的意愿。虽然彼此之间的距离比一开始近了，但我依然感觉我们像隔着一条银河在对话，我开始怀疑，摄影机的出现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连续到访会不会给她造成过分的压力？以及，既然她不愿意在摄影机前表露真实的自己，当初为何会答应接受我们的拍摄呢？

我曾在拍摄期间问过她，Denise只是说，“帮你们完成作业啦”。临别时，她从包里掏出几个款式已有些年代感的发夹，说要送给我们当作礼物，“从环保回收箱里拿来的，回去冲一冲洗一洗就能用啦，好不好？”发夹上的装饰已经有点松动，表面的划痕清晰可见，捧在手里仿佛摇摇欲坠。

电影《桃姐》

八、送给彼此的礼物

在与Denise分别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对着面前的素材陷入了困境：如果仅将捕捉到的影像素材进行剪接，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就如Denise想尽力展现给我们的那般体面、悠闲。但这远不是我们对这部影片的期待。可若是通过额外的叙事手段去“揭露”其中的表演，又仿佛是对Denise的背叛。

我们又去找Ivy长谈了一次。Ivy认识Denise已经有四年了，但对于Denise的家庭背景、私人经历，她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我们能做的只是帮助当下的她，其实不必那么清晰地探询她的过去。” Ivy说。

在她眼里，Denise是一个性情孤僻，但乐于助人，自尊心很强的人，这倒与我们对她的印象一致。在镜头面前有所伪装，其实没那么难理解，如果连家庭都没有带给她信任，又怎能奢望她这么快对我们这群仅认识几天的“陌生人”卸下心防？只是我们以为这本可以是一次让她诉说自己困境以获得关注甚至援助的机会，但她似乎也没有这样的期待，反而不断展现体面、展现自尊。

Ivy认为这也可能是一种“depression”的表现。“她也会在我们面前讲有一些朋友啊，也有工作，但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朋友，我都从来没见过，工作呢也不过只是卖纸皮。这些都是depression的一部分，但不容易被看到。”义工长久与露宿者群体打交道，已经习惯于将对个体的认识置于某种共性的总结之下，Ivy所谓的“depression”，与其说是一种个体的“症状”，不如说已经成为一种群体的“症候”。

在关于露宿者的香港本土电影《浊水漂流》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吴镇宇饰演的露宿者为了帮群体争取公义可以面对媒体慷慨陈词，但一旦被问到自己露宿街头的原因却陷入长久的沉默。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被认知的部分，强行认知可能会对TA造成伤害——哪怕最初也是怀着某种“为了公义”的目的。对一部纪录片来说，这是一次充满遗憾的创作，但某种意义上我也为这种遗憾而感到庆幸。

正当我们苦苦思考剪辑思路时，收到了来自Ivy的邮件询问后期制作进展，邮件中提到，Denise也在期待看到成片。Ivy在邮件里说，我们去拍摄的那几天Denise其实挺开心的——总是一个人在街上露宿，几个年轻学生的偶然闯入和短暂陪伴倒是缓解了她的孤独。我想起了Denise买了一台收音机，这对她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可电波里那些遥远的声音陪伴她度过了漫长的孤独时光。

最终，我们决定放弃这份作业，而是把它作为一份礼物送给Denise，为她剪接一部她愿意展露的生活，就如她送给我们的老式发夹，尽管那只是一种脆弱的、摇摇欲坠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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