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条厚厚的毛毯将自己结结实实裹起来，躺在阳台躺椅上，抬眼是终年不化的雪山，晚上群星密布。

​这情景是否惬意？这是托马斯·曼的杰作《魔山》中描绘的山上疗养院的“静卧”生活。他在这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小说的一开头便为主人公汉斯设置了一个怪异的境遇：汉斯是俗世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到山上的肺病疗养院中探望他的表哥。他遵照疗养院的日程，同这些病人一起散步、聊天、用餐、静卧。然而，就在为期三周的旅行即将结束之时，他被确诊了肺病，只能留在山上疗养，这一停留就是七年。

【资料图】

《魔山》

从世俗的角度，这七年也是他人生的“暂停”。上山之前，他正准备入职一家船舶公司，成为一名工程师。这是他平凡人生的自然结果，他如所有人一般，提不起兴致但还算勤勉地上学，没有目的但一步步读到了大学，挑选了一个较有兴趣（相较其他更无聊）的领域准备工作，工作同时感到精疲力竭。平平庸庸，但还算体面。未来他可能如此中规中矩地过一生，又或者，由于他虽已衰落但还算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将来不是从政就是成为律师。

​但这循规蹈矩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肺病打断了。他被抛入“魔山”之中。“魔山”是一个几乎与现实颠倒的世界：现实中遵循现代社会时刻不停、分秒必争的线性时间，“魔山”上时间像是完全静止了，人们常常忘记时间的存在；现实中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荣誉、各种声名，但魔山上的人大部分寡廉鲜耻，他们在隔音极差的房间里大声做爱，他们声称“我不用再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现实中人们唯恐失去健康，魔山上人们攀比患病的严重程度，越严重越被尊重，患有气胸的病人会在经过轻症患者时，讥讽地发出由气胸引发的哨音。山上也没有了四季，八月可能下雪，也可能晴天。

​“静卧”是山上人最主要的活动，他们早饭、午饭及晚间，都要如文章开头那般“静卧”，疗养院中崇拜理性文明和进取精神的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他自己当然也是病人）讥讽他们为“平卧之人”。的确，这山上的大部分人不仅身体孱弱，精神也昏昏沉沉，饭桌上充满了粗俗的笑话和无聊的八卦，亢奋，却绝非生命力的表现。他们摆脱了荣誉的包袱，世俗时间的催迫，在山上静止的时间里，感到甜蜜又令人战栗的舒适。

​这种“静卧”与时间的“暂停”是不是缺憾？至少大部分时间里汉斯不这么觉得，即便在他有机会下山时，他也依旧选择留下。或者说，作为颠倒的现实世界隐喻的“魔山”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对现实矛盾性的揭示。类似汉斯这样，来了就不想走的例子有很多。这至少说明，宁静安详的俗世生活，或许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山上不正常，粗鄙不堪，但人们还是留下了；这反而说明，“正常”而“健康”的世俗世界，也许比想象中更“不正常”，更“不健康”，只是被平庸和惯常掩盖了。

​那么，当时的时代患了怎样的病？故事背景在20世纪初，这是动荡、分裂的时代。同时，德国刚刚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对于汉斯们来说，这一切是他们父辈的荣耀。在他的时代，过往那种高速扩张的激情已然不再，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却依然顽固，他无法全力使劲，总是得过且过，“这并不是害怕吃苦，而是绝对看不到有任何必要”。他们渴望激情，但面临的时代却是“不管外力怎么推动都从根本上缺少希望和前景，让人暗暗感到是无望的、没有前途的、一筹莫展的”。

这是一个提不出问题也没有答案的时代。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

在此“没有前途”“一筹莫展”“无望的”，并且根本上缺乏“激情”和“意义”的世俗生活中，汉斯即便过着平常甚至优渥的生活，也总是感到疲惫。“暂停”在此有了积极的意义，因为原本浑浑噩噩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山上的反常与停滞反而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可以在“静卧”中全心思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汉斯“还是一张未曾书写的白纸”， 他头脑还很柔软，对于那些关键问题，还没有顽固的意见，也没有顽固地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他有意愿也有能力接受教育。他普普通通，但同时有着发展潜力。这也就是作者既说他普通，又称他为“好样的”，并且认为他的生命具有“超乎个人”的意义的原因。他是“众人”，同时可以成为“任何人”。

​“魔山”上也提供了让他“自我修养”的环境。在颓废但自由、疾病与死亡蔓延的环境下，他得以通过亲身经验来探索这些命题。同时，尽管山上大多数人既粗俗不堪，也不具备任何潜能，但仍有少数人抽象而深刻，能带给他智识上的刺激。从这个意义上，“魔山”上的七年确实具有某种漫游的性质。汉斯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视角，读者可以跟随他的种种经验，听到各方声音，一同走入那个有关“意义”的谜题。

​首先跳出的答案是“爱欲”。这是一种可以预料的答案，在浪漫主义运动那里，浪漫爱情早就被当做一种与功利现实相对的价值，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爱可以代表冲破秩序，代表对理性霸权的反叛，甚至成为自我的证明。但这一思路始终存在难点，毕竟“爱欲”如此难以捉摸。汉斯上“魔山”的第一天，便对隔壁夫妇不加掩饰的欲望感到惊异。在餐桌上，突如其来的“关门”声又引出了汉斯在山上迷恋的对象，肖夏夫人。她是一位美丽而粗鲁的俄国女性，长相让汉斯想起他少年时曾产生过爱恋的同性友人席培。他对肖夏的迷恋构成了他停留在山上的重要动机。托马斯·曼在书中借“精神分析”理论直接明示了山上的疾病与爱欲的关联：“病症就是伪装起来的性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变态的情欲而已。”汉斯发热的度数诡异地随着他的情感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当他受到肖夏一个眼神的青睐时，他的度数立刻上升，而当他感到无望抑郁，甚至决定平静下来的时候，他的体温也随之下降。这种对应过于明显：在魔山上，爱欲本身就是一场热病。

然而，汉斯的迷恋基本全程都只是抽象的幻想，直到肖夏即将第一次下山前，他与肖夏才有了正式的交流，而他少年时与爱慕的同学席培，更是只有一次借笔机缘。在那场告别的狂欢节上，他近乎向肖夏重现了少年时向单恋的同学借笔的情景。这更使得成年后魔山上对肖夏的这场迷恋，更接近少时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与重现，而不涉及真实的人与人的关联。

电影《魔山》（1983）剧照

其次，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代表了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想。他们都努力成为汉斯的教育者，争取汉斯的认同，代表了汉斯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他们常常成对出现，又时刻辩论不休，因而不妨放在一起。

塞特姆布里尼是一位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祖父曾参与革命斗争，他狂热地信仰启蒙和人道主义的力量，这曾是一百年前人们抱有的对于“意义”问题的终极答案，但在这个时代已显得陈旧不堪。因此，尽管塞特姆布里尼有着强烈地教育他人的欲望，但总是在喋喋不休的教导中呈现几分滑稽色彩。他崇尚启蒙精神、人道主义，对于现时代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几乎毫无批判地赞扬，并且乐观地认为，在启蒙的基本价值的指引下，人类社会将不断进步，美好的未来近在眼前。但正如纳夫塔无情揭穿的，塞特姆布里尼的最大问题在于他的理论带来根本性的虚伪。他一厢情愿地向往世界和平的愿景，以至于误判了当时世界上的所有隐含危机，他信仰文明和启蒙，却忽视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他几乎不讨论任何有关阶级的问题）。他的理论最终带来一种过度亢奋过后的自我厌恶：当他极力称赞精神的崇高，批判疾病和虚弱的肉体时，听者几乎很难不注意到他本人正是他所严厉批判的那种“病人”；他极力赞扬工作精神和现代文明，但他本人正是被这一文明淘汰的人（他几乎不工作，且脱离俗世）。他每次到来总是打开汉斯房间明亮的灯光，让自己置身一片看似完美的光明之中，而汉斯却只是在这强光的反衬下感到羞惭。

纳夫塔则是另一幅景象。他出现在故事的后半段，此时汉斯其实已经通过个人经验和学习看透了塞特姆布里尼的伪装。纳夫塔是一位耶稣会士，基于信仰，他对理想世界的设想以及一切根本问题的答案是“上帝之国”。他对现代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拆穿塞特姆布里尼的伪善。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逻辑摧毁了伦理道德，基于此，他的思想中又混杂了一些共产主义的批判意识（据说这一形象的原型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但他通向“上帝之国”的道路却是血腥暴力，他鼓吹战争和暴力，追求一种“神圣的恐怖”。从他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先见之明的角度来说，他或许确实比塞特姆布里尼更敏锐，也更诚实。但他对暴力的崇拜却很难让人身心诚服。汉斯承认，在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战中，更深刻的一方往往总是纳夫塔，但“塞特姆布里尼至少是个善良的人”。

然而，无论是汉斯对肖夏带有很强的“幻觉”性质的迷恋也好，还是塞纳二人极尽思辨的争论也好，都太具有抽象的色彩。在这所有的追问的基础上，其实还存在一个更本质的矛盾。这是山上所具有“沉思”性质和人世生活根本的“实践”性质的矛盾。无论塞纳的思想交锋多么令人振奋，迷幻的爱欲多么引人激动，都因其抽象而带有“死”的色彩，这也是“魔山”根本的隐喻，这是“死”的场所。而山下再怎么令人厌恶，都仍是人们活动的最终场所，是“生”之地。

因此，在抽象的智力漫游之外，在疗养院这个最接近死亡的地方，死亡带给汉斯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对死亡的体验和反思最终导向了“生”。汉斯很早就经历过父母、祖父的死亡，但那时他对死亡并没有真切的感受，他总是被告知亲人的死亡，而从未亲眼目睹。他第一次目睹“死亡”是在魔山上。亲历他人的死亡，会让人第一次真切感知到人的“有死性”，这几乎是一切关于“意义”的思考的起点。当时先进的透视技术，让他借助光学的力量看到了自己的身体结构，“提前见到了日后肌体的腐烂朽坏”，看到了“他本不该看到的——他自己的死亡和坟墓”，他还学习了许多有关生命、有机体、化学分子、疾病的科学知识。他与表哥约阿希姆在山上临时客串起了给病人做临终关怀的“骑士”角色；而表哥约阿希姆的死亡，是他最终醒悟之前最大的刺激。

电影《魔山》截图

无论魔山是一个多么适合沉思的场所，他所沉思的一切最终仍然是围绕尘世的那些苦乐，“静卧”的日子终有尽头，如何下山将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汉斯在一场大雪中，已经领会了“下山”的必要性，尽管这种领会依旧基于沉思：他意识到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都是空谈家，一个放荡而邪恶，一个只会吹理性的小号角……为了善与爱的，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

汉斯选择了“生”，选择“爱与善”，这是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最终回答。然而问题在此处恐怕刚刚开始。因为“爱与善”仍然是两个抽象的概念，他将如何下山？如何在下山之后践行他所追求的“爱与善”？他如何肯定这“爱与善”是真诚而不是虚伪的？

​小说没能给我们答案。事实上，汉斯在最后也并非全然自觉地下了山。尽管在此之前，山上的“静卧”状态已经很难维持，大家都陷入焦躁不安的情绪之中，但一战的到来，改变了所有的时间进程，将一切中断。汉斯带着“爱与善”的觉悟，奔向了一场“血与恶”的战斗。故事的结尾，汉斯冲向战火，生死不明。

​汉斯的故事结束了。他追求“爱与善”，最终却是一场谈不上“正义”的战争驱使他下了山，奔向了“死亡”。这似乎是这个故事最悲观的一面，但同时也足够诚实。它将深刻的现实赤裸地呈现出来，无论个人对于“意义”问题的沉思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求索，这个问题本身无法逃离时代的建构。我最近很喜欢的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最终落脚到一句感人的主题：每个人都是存在的谜题，同时也是这个谜题的答案。但它没能更进一步点明的，就是《魔山》结尾向我们揭示的：每个人都是存在的谜题，也是这个谜题的答案，但时代才是谜题的出题者，它规定谜题的结构，也规定谜题的所有可能结局。在这结构之中，才有上山下山的无穷求索，才有自由及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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